Tomás Dodds 与 Liang Chengyuan 在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发表《Strategic Opacity》，以 DeepSeek 与 OpenAI 的许可协议为对照样本，提出开源 AI 治理的三重位移：控制从算法层迁移到协议层、透明度与控制通过『战略性不透明』被重构为相容关系、监管框架与真实控制点系统性错位。核心判断：代码可见不等于治理透明，真正决定权利归属的是许可条款、平台规则与合规安排。
Ahmed Shah、Selman Selman 与 Ibrahim Abualhaol（Carleton University，arXiv 2609.21218）以 334 个开源网络安全项目、151,187 个文件为样本，完成了一份特定领域的软件许可证合规实证。核心发现：39% 文件无版权与许可引用、76% 可确认项目为限制性许可（GPL/LGPL/EUPL）、宽松项目中约 6.6% 出现 GPL 污染、平均第三方代码高达 27%。这是开源合规审计『制度供给 < 制度需求』实证群的第 8 份样本，也是观察合规审计作为开源四层制度基础设施中唯一未被开源社区完全掌控环节的关键窗口。
治理结构的选择取决于交易的性质——威廉姆森的 L1-L4 治理层级框架，是解剖开源社区为何不能套用科层制的最锋利的手术刀。
Gehring 是第一个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系统分析开源的人：吸引 IBM 等巨头拥抱开源的，不是软件免费，而是它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