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受访组织把 OSPO 开进了软件工程部，五成七的 OSPO 在两三年里没有被搬去过别的部门——可同一份报告里，21% 的 OSPO 在 AI 治理上只是「被问问」，10% 才全权负责，83% 反复撞上资源和编制问题。这份报告的结论写得很克制：重要的不是有没有 OSPO，而是它有没有权力。换个说法就是——开源治理花了很多年，把一扇门搬进了每家公司，却很少能决定那扇门后由谁做主。
欧盟第一次把开源写进战略自主的核心文件，承诺七年 20 亿欧元——同一份报告里，欧洲公共部门每年花在专有 IT 上的钱是 2640 亿。数字主权被 94% 的组织认定为战略要务，但同时有 31% 的组织对开源没有任何正式治理，59% 贡献代码而只有 37% 参与治理。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它给出的答案，而在它自己都没打算回答的那个问题：治理能力这件东西，可以用钱买吗？
同一批专家，被问到「什么叫开源 LLM」时给不出统一答案；被问到「你打算拿它干什么」时，答案立刻一致。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有两套标准，而是 openness 本来就有两套量法——一套量资源，一套量人。前言里那句「开放性可能反而加固既有的权力结构」，才是这篇论文真正想说的。
393,811 封邮件、58,450 个 commit、205 名贡献者、三年田野。Git 的顶级贡献者里 76.7% 有软件业的全职工作，却只有约一成被公司付钱写 Git。作者说：不是「社区 vs 公司」的关系出了偏差，而是我们一直用来观测开源的那副眼镜——把开源预设成公司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本身就是错的。
42,000 个仓库、54,000 名贡献者、2019 至 2023 年。Copilot 让既有开发者的 commit 产出涨了约 20%（β=0.179，p=0.016），对首次贡献者数量的效应则是零——七种规格下的点估计全都落在 −0.029 到 −0.060 之间，p 值从 0.544 一路到 1.000。这不是「AI 没用」，而是生产函数的两端被工具平价地削低了，制度的那道门纹丝未动。
Greenstein 与 Nagle 用两个动作改写了开源的可见性：一次覆盖全美 1% 的 IPv4 抽样扫描，与一台替换成本的称。Apache 的影子价值落在 5.14 亿至 128 亿美元之间，中间值 20 亿——相当于当年美国预打包软件资本存量的 1.3% 至 8.7%。这个数字最大的意义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证明了：开源一直在生产被标准账本结构性漏记的投入。
Wen, Ceccagnoli & Forman 在 Management Science 发表了一篇回答’开源专利战略是否真正促进了创业’的实证研究。答案不是直觉性的’是’，而是一个更精确的命题：IBM 的专利不追诉声明和专利公共池刺激了开源产品进入，但这种刺激效应在创新累积性和专利集中度越高的市场中越强——这意味着专利战略不是万能钥匙，而是一种有条件的制度设计。
Söderberg 用一整本书回答了一个开源运动最本质的问题：开源对资本主义的颠覆性到底在哪里？他的答案不是’免费软件’，而是’hackers 用游戏绕过了劳动-工资-消费关系的异化’。这本书是开源批判理论中少有的严肃马克思主义分析，也是理解’为什么开源在中国不能靠市场存活’这一问题的理论前奏。
Jewitt、Rajbahadur、Li、Adams、Hassan（Queen’s University，KDD 2026）审计了 124,278 条 dataset→model→application 供应链，发现只有 2.3% 的宽松许可数据集和 3.2% 的宽松许可模型同时具备许可证全文与版权声明；而当上游真的齐备时，归属声明传到下游的比例只有 27.59%（dataset→model）与 5.75%（model→application）。结论一句话：宽松许可的标签不是可执行的授权，许可证文件与声明文本而非元数据，才是法律真相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