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left

Boyle（杜克法学院，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33-74, 2003）把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扩张命名为「第二次圈地运动」，并给出了一个比「反版权」更硬的判断：真正的危机不是公地被过度使用，而是公地被过度圈占；而公共领域必须像「环境」一样先被发明出来，才可能被拯救。对开源而言，这意味着开源许可证不是在放弃产权，而是在重新划定产权边界——但当许可证被证明管不住分发渠道与构建流水线时，圈地已经换了战场。

斯托曼把’自由’写进软件许可证的那段历史——开源制度的精神宪法。

用 22 页把开源、商业、产权、信号与许可证选择全部装进同一套分析框架——开源经济学最完整的一次综述。

Lawrence Lessig 追问：知识产权本为激励创造而生，为何却成了锁住文化的枷锁？开源与 Creative Commons，正是把’自由’还给创作者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