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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用『框架误导（misframing）』概念解释为什么中国开源『只看到技术、没看到制度』——同一个 GitHub，梁启超的『国家富强』框与托克维尔的『民主』框得出完全不同结论；开源的『出海』讨论，被一个行政修辞框架遮蔽了它真正的制度含义。

开源社区有一条从 Creator 到 Maintainer 再到 Committer 的’存在巨链’——理解它，才理解开源治理改革的难度。

开源是一种有组织的生产方式，那么如何理解开源世界的组织了呢？没有那本书比这本更好的了。

Surowiecki 用分散、独立、多样、聚合四项前提，重新回答了哈耶克留下的问题——当价格信号缺席，知识如何被协调？开源社区给出的答案。

开源为什么能走到今天？Baldwin 用二十年的研究给出了答案：软件的技术本质决定了它的组织形态——开源社区是交易免费区、产权归属社区、激进透明，这四个特征合在一起，才是开源能成立的条件。

斯托曼把’自由’写进软件许可证的那段历史——开源制度的精神宪法。

没有选择性激励，就没有集体行动——奥尔森的薄书，是 OSPO 治理制度的理论起点，也是 GPL 互惠条款的经济基础。

波拉尼的《默会维度》为开源社区最珍贵的资产——维护者的判断力——提供了唯一的认识论地基。

海曼用一本小书，回答了开源世界里一个从未被真正追问的问题：为什么优秀的人愿意免费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