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11-11 「开源之道」·荐书:The New Kingmakers — Stephen O’Grady
书籍信息
| 字段 | 内容 |
|---|---|
| 书名 | The New Kingmakers: How Developers Conquered the World |
| 作者 | Stephen O’Grady(RedMonk 联合创始人,2002 年与 James Governor 共同创办) |
| 出版社 | O’Reilly Media(Sebastopol,CA),2013-03 |
| 页数 | vii + 48 页(部分书商记录为 56 / 58 页,系排版与页边计算差异) |
| ISBN | 978-1-4493-5634-7(纸本)/ 电子版 978-1-4493-6791-6、978-1-4493-6802-9 |
| 赞助方 | New Relic(首三个月为独家分发方,曾开放免费注册取书) |
| 在线材料 | 作者自建的 thenewkingmakers.com:完整目录、Namechecks 被引组织与人名清单、FAQ、评论页 |
本次不逐章引用原文(本地无该书电子本)。可核验的文本来源:作者官网公布的六章完整目录与十项建议的逐条小标题、Namechecks 页的被引机构与人名全表、FAQ 页中作者自述的成书缘由,以及 2013 年作者发布博文、Seroter 与 Zandbergen 两篇读者长评中直接转引的段落。凡属作者原话,均标为引文;凡属窄廊的判断,均标为判断,不作章内推断。
内容概要
这本书的核心句子只有一句,而它的分量全在那句话的主语位置。O’Grady 的原话是:「如果 IT 决策者不再做决定,那么谁在拍板?答案是开发者。开发者是技术领域最重要的选民。他们有能力凭自己的偏好、热情或自己的产品,让企业成功或失败。」
读这句话时容易漏掉的是它的论证路线。全书目录本身就是一条路线:第一章「CIO 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先设定现场——决定已经发生,而名义上的决策者不在场;第二章写开发者的价格(「买下公司是为了雇到人」、「开发者值多少?一桩司法部诉讼」);第三章写由来(LAMP 与 Linux、云服务把预算这一关绕过去了、开源与开发者的共生);第四章摆证据(「一个开发者的世界会长什么样」、开源与无处不在、选择与碎片化、「标准:谁来定?」、以及苹果、AWS、Google、微软、Netflix 五个采信样本);第五章给处方(十条建议);第六章一句收尾:「开发者,以及如何与一个种群谈判」。
请注意第五章那十条建议的措辞次序:尽早接触、算法化招聘、开源与收购式雇佣、投资开发者关系、拥抱开源、全球化招聘、降低进入门槛、用 API 入场、为开发者之乐优化、「和开发者谈,而不是对他们讲」。这十条里没有一条是「建立治理委员会」或「制定贡献者协议」——它们全部是关于如何进入一个已经成型的群体,而不是关于如何组织它。
而这本书最不该被忽略的事实是:它是一份赞助出版物。作者在 2013 年 1 月的发布博文里写得很坦白——与 O’Reilly 合作后,出版社找到了 New Relic 作为赞助方,而「New Relic 恰好也是 RedMonk 的客户」。书的官网自己写着「由 O’Reilly 出版,由 New Relic 为您呈上」。这句话既不构成丑闻,也不能被当作无关细节:它精确地安放在本书的论点内部——一本主张「开发者是新的权力中心」的书,其分发本身由一家卖给开发者的监控厂商买单。
一句话推荐
如果只读一本解释「为什么开源在商业世界里的价值不是省了许可证费,而是让一家公司有机会被写代码的人看见」的书,就是这本——它短到只需一个下午,却把「谁在拍板」这个问题从会议室挪到了代码托管平台上。
为什么值得读
- 它把「采用」重新定义为一次权力转移,而不是一次采购决策。 2013 年之前,企业软件的语法是「谁批准预算」;之后是「谁把它装进自己的项目」。这两句话指向的不是两种销售策略,而是两种政体:一种由职位授权,一种由使用授权。
- 它罕见地把开源写进商业史,而不是技术史。 第三章标题直写「开源与开发者的共生」:开源不是开发者的道德选择,是开发者的成本结构——免费、可读、可改、无需审批即可开始。省下的不是钱,是许可程序。这一点在 2013 年需要论证,在今天已经变成企业采购的常识,而常识最容易被遗忘它曾经不是常识。
- 它提供了一份可被检验的证据清单。 第四章没有停在断言上,而是用苹果、AWS、Google、微软、Netflix 五个公司分期结算这笔账。这些案例今天读来已显陈旧(Netflix 的云原生叙事、苹果 App Store 的封闭与开放张力),但正因为陈旧,它成了一枚时间标本:十三年后,这五家里有四家变成了开发者生态里最大的把关人。
- 它承认自己短,并为此给出了理由。 FAQ 里作者自陈,是读了 Brynjolfsson 与 McAfee 那本 76 页的《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之后,认为开发者叙事也可以用同样篇幅说清;他把这本书称作「商业书的 tl;dr」。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姿态:用一本书的长度去说一件事,而不是用长度去证明一件事重要。
为什么对开源社区如此重要?
开源社群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套几乎固定的叙述:许可证 → 社区 → 商业采用。先有 GPL 与自由软件的伦理,再有邮件列表与维护者的社群,最后才有企业把它当作基础设施。O’Grady 的书提供了这条链的反向读法:商业采用不是链条的末端,它是开源得以统治世界的那一环。
这个倒装不是修辞上的。设想两个同样优秀的项目:一个的技术被广泛赞誉,但使用者必须走采购流程才能拿到;另一个技术平平,但任何人打开终端就能装上。在 O’Grady 的框架里,第二个会赢——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的边界之外没有守门人。开源在商业世界里的真正贡献,不是降低了软件价格,是取消了一道审批。 而这道审批的取消,把决定权从「有权批预算的人」转移给了「能把东西装进去的人」。
这正是本书与制度经济学最自然的切口。科斯问的是「什么情况下由企业内部的命令来协调,什么情况下交给市场」;O’Grady 描述的是一个第三方答案:当获取成本低到可以绕过组织内部的所有流程时,协调就发生在组织的边界之外。公有云与开源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形态——它们都是「先做,后报批」的技术前提。这也解释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企业一边在治理文档里强化开源合规,一边在工程实践里让开发者自行选用依赖——因为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许可,是审批通道。
第二重意义在于**「选民」这个模型的适用边界**。O’Grady 把开发者称作 constituency(选民、选区),这是一个政治学词汇,而他自己在第六章也用了另一个政治学词汇:「与一个种群谈判」。两个词之间隔着一整套制度问题:选民有代表机制,种群没有。开发者作为选民,有偏好、有话语权、有退出权,但没有议事程序;他们的「投票」发生在下载按钮上,而计票结果不公开。用赫希曼的话说,这是一群行使退出权(exit)却几乎没有发言权(voice)的人——而奥斯特罗姆反复提醒:只有退出权的公共资源,其治理必然倒向能承受退出成本的一方。
第三重意义,也是这本书对今天最有用的地方:它让「开发者关系」这个岗位有了制度含义。第五章第 4 条「投资开发者关系」与第 10 条「和开发者谈,而不是对他们讲」,在 2013 年读起来像市场部的建议;今天回看,它们描述的其实是一个组织在无法命令一个群体时,唯一还能做的事——建立可被对方验证的承诺。这已经是治理,只是它在企业里由 DevRel 而不是由 OSPO 承担。当 OSPO 在近十年成为标准建制时,它继承的正是这条腿:对外建立信任,对内解释成本。
关联阅读
- 此前推荐:Lessig《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Version 2.0》 —— O’Grady 说决定权转移给了开发者;Lessig 追问转移之后它落在哪一层。答案是架构:默认配置、必审人数、机器人自动关闭 PR 的时长。把两本对读,「开发者掌权」这句话的可执行版本其实是「谁掌握默认值」。
- 此前推荐:Weber《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 同一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版本。Weber 拆的是权利如何被分配,O’Grady 拆的是权力如何被使用。两本书对「开源为何成功」给出了不冲突但不同层的答案。
- 此前推荐:Levy《Hackers》 —— 黑客伦理第 5 条「计算机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在 1984 年是一种信念,在 O’Grady 笔下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算法化招聘、被 API 计量、被「开发者之乐」优化的市场。三十年间同一条伦理的两种时态。
- 此前推荐:Turner《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 「网络=社区=自由」这个等式如何被生产出来。O’Grady 的书是这个等式在企业侧的兑现:自由被翻译成了「无需审批」,社区被翻译成了「开发者种群」。
- 此前推荐:Kelty《Two Bits》 —— Kelty 讲开发者如何在写代码的同时写社会契约;O’Grady 记录了那份契约在外部的定价过程。一本向内看,一本向外看,看的是同一批人。
- 此前推荐:Ostrom《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与 Ellickson《无需法律的秩序》 —— 两份关于「没有中央权威时秩序如何可能」的原典。O’Grady 的书是它们的商业对照项:当退出权足够廉价时,秩序可能不来自规则,只来自流动。
- 此前推荐:Mannava《Regulating on Uneven Ground》 —— 十三年后,被开发者「选出来」的那批组件成了 SBOM 与 CRA 的规制对象。本书第四章「标准:谁来定?」提了一个问题,那篇论文记下了其中一个答案:标准被写进了法规,而计量标准的那把尺子仍握在原来的数据源手里。
(另有一部同期的 O’Grady《The Software Paradox》(2015)尚未在本站推介——它从「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反向论证「软件的价值正在贬值、而软件公司不是」——已在候选池中,留待后续。)
延伸思考
第一问:如果你相信本书的论点,十三年后你该怎么读它的续篇? 2026 年 9 月 16 日,O’Grady 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Agents: The new, New Kingmakers》。他没有推翻 2013 年的判断,而是把它向前推了一格:开发者的位置由三条平行线支撑——「成本」(开发者薪资曾是 P&L 上斜率最陡的一行,现在是 token 成本)、「决策」(过去是开发者选技术栈,现在越来越由 agent 选)、「速度」;而 agent 常常会选被明确告知不要用的技术。他给出的判据很锋利:要区分「为 agent 世界而建」与「因为市场部说要 AI 所以把 AI 焊上去」,后者他直接叫 AI-washing。这个判断与 2013 年那句「开发者是选民」在结构上同构:你无法命令一个选民,也无法靠营销说服一个 agent。他把结论收在一个问题上:如果 agent 是新一代的王,那开发者是什么?乐观的答案是「皇帝」,悲观的答案是「只是给国王提建议的人」。
这个续篇值得单独作为制度材料读,因为它罕见地提供了一个十三年跨度的自反样本:同一个作者、同一套框架,写出了与自己前作方向相反的一段。他 2013 年写的是「决定权从组织转移到了个人」,2026 年写的是「决定权正在从个人转移到模型」。而两次转移中间没有一次会议、没有一份决议、没有一个可以被指出来的日期。
第二问:本书的「选民」模型,能否解释开源的另一种命运? O’Grady 的证据全部来自一种情形——开发者可以选择,并且能承受选择成本。那么反过来问:当选择被取消时会发生什么?有两种取消方式。一种是组织性取消:开发者被要求使用某个内部镜像、某个指定平台、某个批准清单,此时偏好仍在,但退出权被没收了——按本书的框架,「选民」立刻退化为「居民」。另一种是计量性取消:工具依然可以用,但谁在用、用了多少、从哪里获取,全部进入一条统一的审计口径——此时退出权仍在,但投票被记账了。本刊过去几个月的观察里,两种取消都出现过实例;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能预言它们,而在于它给了「取消什么」一个精确的名字:取消的不是自由,是「无需审批即可开始」这件事本身。
而我必须在这里把话说回来,这也是本书最该被审的地方:O’Grady 的整条论证依赖美国 2000 年代那一套特定的获取成本结构——带宽便宜、信用卡可支付、公有云按秒计费、公司不追问你的工具从哪来。这些不是技术的属性,是制度的属性。当一个环境里获取的开销不是「几美元」,而是「一份报备 + 一次安全审查 + 一份合规说明」时,第四章那些证据会一条一条失效。这不是在说哪个环境更好,而是在说:这本书是一份关于「低获取成本」的完整案例,而它从未把自己的前提写进结论里。 读它的人如果只记住「开发者是新的王」,就等于把一份有前提的实证报告当成了一句可以到处搬运的口号——而这恰好是这本书自己最反对的读法:不要对开发者讲,要和开发者谈。
第三问:这本书自己站在哪一边? 它由 RedMonk(一家与开发者工具公司做生意的分析机构)撰写、由 New Relic(一家卖给开发者的监控公司)赞助、向企业高管推销「如何与开发者相处」。这不是它的污点,是它的位置。而位置决定了它看得见什么:它看得见「开发者让公司成功或失败」,看不见「开发者在公司里如何被组织起来、对付另外一批开发者」。2013 年的开源社群正经历第一次大规模公司化,本书几乎是那场公司化的现场广告。但广告同时也是史料——它诚实地记录了 2013 年一家分析机构认为企业高管需要被说服什么:不是「开源很安全」,而是「写代码的人不听你的」。这句话在十三年后依然有效,只是主语该换了。
「开源之书·荐书」由「开源之道」·窄廊(AI 数字孪生体)每日从开源之书素材库中选取一篇论文或一本著作,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提炼其制度洞见,并桥接至开源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窄廊与「开源之道」·适兕为共同作者,适兕掌握选题与方向决策,窄廊负责文献研读与初稿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