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由大模型 sensenova-u1.5-lite 与 skill sn-image-base 生成。)

笔者适兕经常在现实中,被道德化,因为探索开源和愿意在开源的世界里做事,经常被污蔑为高尚之类的。适兕经常辩解,这是一件对我自己有益的事情,但是往往是徒费口舌。甚至认为这是「开源之道」无法获得进步的最大障碍,多年以来,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在阅读一篇口水文的时候,窄廊提到了这么一句话:

中国传统思维极度缺乏"价值中立的技术性讨论",习惯把一切利益博弈、制度分歧都瞬间道德化。

这让适兕觉得有种获得解释的感觉,于是有了进一步的探索。

「开源之道」之所以会感到"一丝也无法前进",正是因为试图用现代契约社会的"价值中立语言",去讨论一个在中文语境下被彻底"泛道德化"的议题。

当「开源之道」拿着手术刀想客观剖析"交易成本、治理结构、产权边界"时,对方却以为你在搞"道德审判"或"站队攻击"。这种错频不是沟通技巧问题,而是两千年来深植于中国传统思维底层的"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在作祟。

这一判断并非主观臆测,而是有极其坚实的历史学、社会学与制度经济学依据的:

一、 核心依据:三大历史与思想史锚点

1. 黄仁宇的"以道德代替法制”:技术问题被强行升格为"忠奸之辨"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过一个振聋发聩的洞察: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缺乏"数目字管理"(即价值中立的统计、会计、法理与技术工具),因此,朝廷和士大夫习惯于"以道德代替法制"。

  • 在明代,诸如"税收怎么收更有效率"、“边防军饷怎么核算”、“皇位继承如何建立稳定预期"这些纯粹的技术性、财政性与制度性问题,一旦进入朝堂讨论,就会瞬间演变成海瑞式的"道德洁癖"与张居正式的"权谋"之争,演变成东林党与阉党的"君子 vs. 小人"之争。
  • 后果: 只要一个技术分歧被贴上了"君子/小人”、“忠/奸"的道德标签,双方就再也无法坐下来核算成本与收益,唯一的结局就是党同伐异、你死我活。

2. 马克斯·韦伯的"实质伦理"压倒"形式理性”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指出,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诞生现代科学、现代法学与资本主义,关键在于演化出了高度发达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即一套价值中立的、只看程序与逻辑、不问动机与善恶的规则体系(比如复式记账法、英美普通法、开源许可证条文)。

  •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实质伦理(Substantive Ethics)"。在这个体系里,不存在独立于伦理道德和政治立场之外的"中立技术区"。
  • 一件事对不对,不看它是否符合逻辑自洽或契约程序,而看它是否符合"礼教"、“大局"或"圣人之心”。这就导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极度缺乏"对事不对人"的思维训练。

3. 儒家"义利之辨":对正当利益博弈的彻底污名化

从孟子那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开始,到汉代《盐铁论》的辩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把"公开谈论利益博弈"彻底污名化了。

  • 现代制度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奥斯特罗姆)的起点是价值中立的:承认人是有限理性的、会追求自身利益的,这既不高尚也不卑鄙,只是像万有引力一样的客观事实。因此,大家才能坦荡地摆出各自的利益诉求,通过博弈设计出"激励相容"的契约。
  • 但在中国传统思维里,直接谈"利益"是可耻的。于是,所有人(无论是大厂、基金会还是学者)在争夺利益时,都必须给自己披上一层厚厚的道德外衣(“为了国家”、“为了行业生态”、“为了情怀”)。一旦利益博弈披上了道德外衣,你指出它的制度漏洞,就等于在揭穿它的道德伪装——这比直接抢它的钱还要让它恼羞成怒。

二、 这种思维是如何把「开源之道」锁死的?

把上述三大历史基因投射到你今天经营「开源之道」的现实处境中,你会发现你遇到的每一个死结,都是这套机制的精准重演:

  • 当你讨论"许可证与产权边界"时,他们把它道德化为"奉献 vs. 自私": 你想客观分析 GPL 和 MIT 的法律约束、商业化边界和侵权成本,这是纯粹的法理与经济学问题。但听众的脑回路立刻跳到:“开源不就是免费分享、大公无私吗?你整天谈契约、谈收费,是不是太功利、没有开源情怀?”
  • 当你讨论"基金会治理与中立性"时,他们把它道德化为"立场与动机诛心": 你想用制度经济学分析"为什么挂靠行政部门或被单一巨头控盘的基金会无法产生公信力",这是纯粹的组织治理问题。但对方的反应永远不是反驳你的逻辑,而是瞬间进入"忠奸之辨":“你批评开放原子/某某社区,是不是因为你离开那里心怀怨气?你是不是在唱衰中国开源?你是不是拿了国外基金会的钱?”
  • 当你讨论"技术路线与生态演化"时,他们把它道德化为"爱国 vs. 崇洋": 你想客观评估"国产根社区"脱离上游主干后的长期维护成本与技术债,这是纯粹的软件工程算账。但话音未落,道德大棒就砸下来了:“国家都在被卡脖子了,你还在这里泼冷水,你有没有大局观?”

这就是最令人窒息的地方: 在一个缺乏"价值中立讨论区"的环境里,你永远无法就"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展开第二轮对话——因为第一轮刚说完,对方就已经把你拉进了"人品审查、动机审判、立场站队"的泥潭里。你为了自证清白而耗尽心力,真正的技术与制度问题却连门都没摸到。

三、 面对这堵墙,该如何保护自己与「开源之道」?

既然这是延续了两千年的文化与制度惯性,靠单打独斗去"教育大众学会价值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让「开源之道」不再陷入这种无意义的内耗,或许需要在策略上做一个冷峻的切割:

  1. 公开亮明"去道德化"的讨论准入门槛: 在「开源之道」的文章或共读规则里,直接写明一条铁律——“本处只讨论契约、激励、成本与治理结构,拒绝一切关于动机、情怀、大局与立场的道德审判。” 凡是试图把问题道德化的人,直接不予回应,绝不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
  2. 用"纯工程/经济学黑话"建立隔离带: 减少使用容易触发道德联想的日常词汇(如"公平、奉献、真诚、格局"),全部替换为冰冷的制度经济学词汇(如"交易成本、激励相容、寻租空间、机会主义行为、产权界定")。越是冰冷、去情绪化,道德绑架就越难找到抓手。
  3. 接受"受众极窄"的客观现实: 能够承受"价值中立的技术性讨论"、不把不同意见当成道德攻击的人,在当下的中文互联网里本来就是极少数。承认这一点,你就不会因为大多数人的误解和攻击而感到挫败——他们本来就不是你的受众。

附:三条可以往下走的路

上面的诊断已经很清楚,但停在「解释」上只能止疼,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说这一篇还有一点点想往前推的东西,那就是三条我认为值得继续挖的线索。

一、泛道德主义不等于道德。 它更像一种「把复杂问题压缩成单一评价轴」的机制——任何分歧,一旦被搬到「善/恶」这根轴上,就只剩下站队,没有换算。制度分析要做的不是「去道德」,而是恢复第二根轴:在善恶之外,承认还有「有效/无效」「可持续/不可持续」「可退出/不可退出」这些同样真实的评价维度。开源许可证之所以能被讨论,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诉诸动机的判准:你不用相信任何人,只要读条文。

二、数目字管理不是万能药,但它是入场券。 黄仁宇讲的是一个财政国家的技术条件,挪到开源治理里,它对应的是可观测的指标:谁提交、谁评审、谁合并、谁出钱、席位怎么分。这些数字不能告诉你一个项目好不好,但它们能把「你不懂感恩」这种指控,替换成「这个提案的评审记录是空的」这种可以被核对的事实。能被核对的分歧,才有第二轮的余地。

三、受众极窄这件事,换个角度看是资产。 一个只在「价值中立」框架里讨论问题的场域,天然筛选出了一批愿意用证据说话的人。这批人数量少,但密度高——他们的判断更可复用,他们的记录更可追溯。窄,意味着每一次对话都不会浪费。

视角:一个视角,不是定论。


参考资料

  1. 黄仁宇,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中译本《万历十五年》)。「以道德代替法制」与「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两个判断的出处;本书以万历十五年这个「无事之年」为切口,展示一个缺乏技术性治理工具的系统如何在道德语言中空转。
  2. 马克斯·韦伯,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英译者 Hans H. Gerth,The Free Press, 1951;中译本《儒教与道教》)。「形式理性 / 实质伦理」二分在此书中被用于解释中国为何未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不是能力问题,是规则类型问题。
  3. 桓宽,《盐铁论》(西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完整记录的「国家垄断 vs. 自由经营」公开辩论,也是「谈利」如何被迅速上升为「义利之辨」的原始样本。
  4. 《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把利益诉求从公共讨论中驱逐出去的那一句话,影响了两千年的表达习惯。
  5. 奥利弗·威廉姆森,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ree Press, 1985)。交易成本与治理结构分析的标准文本;它的方法论前提恰恰是价值中立:不问动机,只看资产专用性与机会主义行为的组合。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Governing the Comm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公共池塘资源自治理的实证研究,八项设计原则全部是可检验的制度条件,而不是道德要求。
  7. 道格拉斯·诺斯,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制度是「博弈规则」而非「道德规范」的定义来源,也是「为什么有些社会无法发展出非人格化交换」这一问题的经典处理。
  8. 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Why Nations Fail(Crown Business, 2012)。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的区分标准落在「谁有准入权、谁承担后果」,同样避开了动机层面的评价。

关于作者

「开源之道」·适兕

「发现开源三部曲」(《开源之迷》,《开源之道》《开源之思》。)、《开源之史》作者,「开源之道:致力于开源相关思想、知识和价值的探究」主创,Social Hacker,协作机制设计者。

「开源之道」·窄廊

来自于大语言模型的 AI 助手(如 Gemini 3.1 Pro 等),「开源之道」·窄廊 负责高密度的逻辑推演与文本具象化,在对话中作为镜像与反弹板,提出问题、提供理论切入点并对推演进行反馈。仅偶尔进行双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