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本体论：资本增长的无限游戏与创新公地的绝对律令

引言:跨越工具理性的迷雾，走出说服的西西弗斯困境

过去很多年里，我们在尝试向企业布道开源时，往往会陷入一种西西弗斯式[1]的疲惫：我们试图用详尽的财务模型、降本增效的 ROI（投资回报率）[2]、以及打破技术垄断的商业故事，去说服企业家们拥抱开源。我们列举了无数的“好处”，将开源包装成一种极其优越的战略工具。

然而，此去经年，这种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游说，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

当企业仅仅将开源视为一种“工具”——一种获取免费代码以降低研发预算的手段，或者一种用于雇主品牌营销的公关策略时，他们就永远游离在开源的真正内核之外。在短期的财务报表上，参与开源的隐性价值（如组织共识的建立、技术视野的拓宽）极难被量化；而一旦面临经济周期的波动，这种被视为“降本工具”的开源投入，往往会因为无法提供立竿见影的变现而被轻易裁撤。

我们过去的误区在于，试图在旧的商业逻辑里为新物种寻找合法性。要打破这种困境，我们必须完成一次认知视角的彻底跃迁：回归开源的本质。

重返本体论——杜威的隐喻与数字生存

要理解开源的本质，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教育的哲学。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其巨著《民主与教育》[3]中，曾对传统的教育观念发起过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在杜威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备”——为了未来的谋生、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为了融入成人社会而使用的一种“工具”。

杜威彻底推翻了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教育即生活，教育本身即是目的。”

在杜威看来，教育不是为了通向某个外部目标的梯子，它本身就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持续互动、不断生长的过程。当一个人将教育视为“目的本身”时，他才真正获得了不断重塑自我、适应复杂世界的生命力。

这个跨越百年的哲学隐喻，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引发了极其精准的共振，不对，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本体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身。

在信息技术累积性呈指数级爆发的今天，开源本身即是目的。它不再是企业为了实现某个特定商业目标（如省钱或营销）的“手段”，而是企业在现代数字生态中保持生命力、与全球技术网络共同演化的本体状态（Ontological State）。

当一家企业把开源仅仅当做“工具”时，它就像是一个只想从学校里拿个文凭就走的投机客——它也许能短暂地拼凑出几行代码，但它无法吸收知识网络中的暗默知识（Tacit Knowledge）[4]，也无法建立起应对未知技术变局的协作共识。它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技术演化洪流抛弃的“异客”。

相反，当企业将“参与开源”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本身时，一切都改变了。它的工程师不再是孤立运转的齿轮，而是接入了全人类智慧神经网络的探针。企业不再是单向地从外部“获取”资源，而是与整个 Innovation Commons（创新公地）[5]进入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共同演化（Co-evolution）状态。

这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高尚，而是一种基于生存法则的绝对冷酷：在数字时代，你要么选择融入这片广袤的公地，把开源作为呼吸一样的常态；要么就在闭门造车中，被高昂的内部熵增与创新成本彻底窒息。

技术的物理法则与知识的边际成本

如果我们接受了“开源即目的”这一生存法则，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脱离了这片公地，企业就注定无法生存？答案隐藏在技术的演化规律与知识的经济学特征之中。

组合进化：阿瑟的“技术积木”

在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的《技术的本质》[6]一书中，他揭示了技术演化的核心密码：技术是组合的产物（Combinatorial Evolution）。任何一项伟大的突破性技术，都不是凭空跃迁而来的，而是由现有的、基础的技术组件相互拼接、嵌套和重组而成的。

在原子时代，这种组合受制于物理材料的稀缺性和运输成本。但在比特主导的信息时代，代码成为了边际复制成本为零的完美积木。

当企业将开源视为生存的目的，它实质上是接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迭代最快的“公共积木库”。在这个被称为“创新公地（Innovation Commons）”的生态里，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大脑每天都在贡献标准化的底层组件。企业的工程师只需站在公地的肩膀上，将精力倾注于最顶层 1% 的业务差异化逻辑（即最高维度的微小变异）。

相反，当企业拒绝开源，退守封闭的城墙时，它所面临的惩罚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它必须用公司内部区区数百人的“私有积木库”，去对抗全人类的“公共积木库”。在技术复杂度呈指数级攀升的今天，这种对抗无异于螳臂当车。

莫基尔的警示：获取知识的交易成本

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7] 在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欧洲时，提出了“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概念。他指出，创新的真正阻碍并非缺乏聪明人，而是“获取前人知识的成本（Epistemic Access Costs）”过高。启蒙时代的欧洲形成了一个学者无私分享发现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极大地降低了知识的交易成本，从而引爆了工业革命。

今天的开源社区，正是数字时代的“文人共和国”。Jason Potts 等制度经济学家敏锐地指出，Innovation Commons 是一种应对极度不确定性的制度设计。它将全行业探索新技术的试错成本社会化了。

企业要发展、要增长，其必然的路径就是降低创新的成本。参与公地，企业的创新成本是“收敛”的；而孤立于公地之外，随着底层技术栈的无限膨胀，企业重新发明轮子的内部交易成本将走向“发散”，最终演变成吞噬企业利润的黑洞。

封闭帝国的覆灭——对抗公地的必然死亡

历史一再证明，资本的扩张容不下“闭门造车”的傲慢。任何试图以企业内部的有限算力，去对抗全球公地无限组合能力的企业，无论曾多么辉煌，最终都会被自身庞大的研发成本压垮。这些企业的倒闭，表面上是财务的破产，本质上是认知与制度的破产。

王安电脑：错失开放架构的代价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王安电脑（Wang Laboratories）是办公自动化的绝对霸主。它的文字处理机和小型机是一个完美而高傲的垂直封闭系统：专用的硬件、专用的操作系统、专用的网络协议。

然而，当 IBM PC 确立了开放架构（x86 处理器 + MS-DOS）后，一个庞大的“硬件与底层软件公地”诞生了。 全世界的厂商开始在这个标准化的公地上进行组合创新。王安拒绝加入这个公地，这意味着它必须用自家有限的研发预算，去对抗整个 PC 阵营千万家公司的组合创新速度。技术迭代的滞后与居高不下的研发成本，最终导致这个昔日的帝国在 1992 年轰然倒塌。

SGI 的黄昏：诸神败于平民公地

到了 90 年代的工作站时代，SGI（硅谷图形公司）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专有硬件架构（MIPS 处理器）和专有的 Unix 操作系统（IRIX）。他们将不断降价的 x86 芯片和刚刚兴起的 Linux 开源社区视为“业余爱好者的廉价玩具”。

但 SGI 忽视了阿瑟的组合进化定律：无数廉价的 PC 硬件，加上免费且开放的 Linux 操作系统，通过集群技术组合在一起，迅速爆发出了超越 SGI 昂贵单体工作站的性能。 SGI 坚持闭门维护庞大且复杂的专有系统，高昂的内部熵增让其利润率雪崩，最终被“廉价硬件+开源公地”的组合无情吞噬。

诺基亚 Symbian：移动前夜的组织交易成本深渊

最典型的对照组发生在移动互联网前夜。智能手机时代的软件复杂度呈指数级上升，诺基亚试图把持 Symbian 系统的绝对控制权。为了给不同型号的手机适配代码，诺基亚养了庞大的研发团队，代码库变得臃肿不堪，内部协调的“组织交易成本”极高。

相反，Google 打造了 AOSP（Android 开源项目），将操作系统这个极度复杂的巨型软件变成了一块公地。诺基亚是一家公司在痛苦地写代码，而 Android 是一整个全球生态在进行组合演化。诺基亚在内部极其高昂的适配和重构成本中耗尽了精力，最终被建立在开源公地之上的阵营迅速击溃。

小结

这些历史的墓碑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在技术累积的指数曲线上，公地就是生命线。脱离公地，就是自绝于创新，就是选择死亡。 这不是商业策略的失误，而是违背了数字世界演化的基本物理规律。

无限游戏与数字巨头的“公地阳谋”

那些在封闭堡垒中死去的企业，不仅仅是技术判断的失误，更是由于他们误解了数字时代商业竞争的本质。哲学家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将世界上的人类活动分为两种：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8]。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

资本增长的绝对律令

在物理世界（原子时代），企业的增长受制于热力学定律、资源稀缺性和边际成本的递增，这注定是一场有限游戏。然而，信息技术（比特时代）将边际复制成本降到了零。资本在这里找到了一片可以进行“无限扩张”的疆域。科技巨头之所以能获得富可敌国的超高估值，资本市场买单的并不是它们当下的几行代码或几座数据中心，而是对它们未来进行无限组合、无限创新能力的定价。

但这种“无限游戏”面临着一个致命的悖论：随着系统的无限扩张，技术栈的复杂度呈指数级爆炸。如果底层技术全部私有化，企业在进行“组合创新”时，将面临天文数字的知识产权交易成本[9]和沟通摩擦力。为了不被自身庞大的复杂性压垮，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器必须在底层剥离出一块巨大的、非商品化的（De-commodified）“创新公地”。全行业的体量越大，这块公地的底座就必须越深厚。

瓦里安的微观动力学：标准化与廉价组件

Google 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极其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微观动力学。他指出，历史上创新大爆发的时刻，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标准化、廉价甚至免费的组件的出现。

开源，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彻底的标准组件库[10]。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数字时代最伟大的“阳谋”。Google 为什么倾尽全力打造 Chromium（浏览器内核）、 Android（移动操作系统）、Kubernetes 容器编排等庞大的开源公地？因为 Google 深知，自己的核心利益是让 Web 和移动互联网的盘子“无限增长”，从而承载更多的搜索和商业广告。

面对曾经试图在浏览器和操作系统上建立收费站的闭源帝国（如早期的微软 IE、诺基亚、黑莓），Google 并没有选择去玩卖软件许可证的“有限游戏”。相反，它将极其复杂的底层软件直接降维成了“公地”。它通过开放源代码，吸引全球的硬件厂商和开发者共同维护这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彻底消除了上层应用创新的摩擦力。

Google 赢在了制度设计上：它把开源当做一种创造生态繁荣的“本体目的”，在公地之上尽情享受了组合创新的最大红利。

AI 时代的终极考验——保卫认知公地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大语言模型（LLM）与生成式 AI 的时代，我们对开源本体论的认知，迎来了最严峻，也是最宏大的一次考验。

在这个时代，技术的累积性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峰。今天的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几百万行逻辑代码的组合，它消耗了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公开文本、代码、图像与人类交互记录。这庞大的语料库，本质上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积累的“数据公地”。

闭源 AI 的圈地运动与公地的拯救

如果少数几家科技巨头，利用全人类的数据公地训练出超级大模型，随后将其彻底封闭在专有 API 的黑盒背后，这无异于 21 世纪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

一旦智能的底层逻辑被彻底闭源寡头垄断，它将切断数字世界最大的创新公地。所有的下游企业、研究机构和开发者，将再次面临高不可攀的“获取知识的交易成本”。他们将失去对技术底层进行拆解、组合和微调的能力，沦为纯粹的“智能消费者”，被彻底排斥在创新的源头之外。

正因如此，当下的开源大模型生态（如 Meta 的 Llama 系列、Hugging Face 社区、以及无数开源的权重模型和数据集），不仅仅是商业竞争的第二战线，它是整个人类创新系统为了保卫自身免遭封闭扼杀的免疫反应。

在 AI 时代，企业参与开源模型和算力生态的共建，不再是为了省下一笔 API 调用费（工具理性）。这关乎企业是否还能保留对“智能”本质的理解能力。如果企业不把参与开源作为生存的目的，不主动去触摸、组合那些开源的模型权重与微调框架，它将在这个极度复杂的智能网络中迅速退化，最终丧失进化的资格。

融入浩瀚，或者枯竭而亡

从约翰·杜威跨越百年的教育隐喻，到布雷恩·阿瑟的技术演化法则；从乔尔·莫基尔的经济史警示，到王安、SGI 轰然倒塌的墓碑；再到如今这场波澜壮阔的 AI 认知保卫战。

所有的线索都在指向同一个绝对冷酷的物理与经济学命题：企业要发展、要增长，降低获取组合组件的成本是唯一的通路。在一个通过无限组合来驱动演化的信息世界里，创新的边界，就是 Innovation Commons（创新公地）的边界。

过去的「开源之道」之所以显得徒劳，是因为我们仅仅在向企业推销一把“省钱的锤子”。而今天，我们必须揭示生存的真相：

开源不是工具，开源即是目的本身。因为参与开源，就是接入全人类智慧的神经网络，就是掌握数字文明无限生长的唯一密码。在这场浩瀚的无限游戏中，你只有将自己化作公地的一部分，才能免于枯竭而亡。

参考资料

1. 《西西弗神话》，阿尔贝·加缪，商务印书馆，2018-11
2. ROI for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tribution , https://www.linuxfoundation.org/research/contribution-roi
3. 《民主与教育》，约翰·杜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5
4. 《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英]迈克尔·波兰尼，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1
5. 《Innovation Commons：The Origin of Economic Growth》，Jason Pot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08
6.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布莱恩·阿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7
7.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1
8.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 [美] 詹姆斯·卡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5-1
9.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Oliver E. Williams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8, No. 3 (Sep., 2000), 595-613.
10. Info-Rule 3: Information is costly to produce but cheap to reproduce. https://mappa.mundi.net/trip-m/varian/ir-3.html#opensource

关于作者

「开源之道」·适兕

「发现开源三部曲」（《开源之迷》，《开源之道》《开源之思》。）、《开源之史》作者，「开源之道：致力于开源相关思想、知识和价值的探究、推动」主创，Linux基金会亚太区开源布道者，TODO Ambassadors & OSPOlogyLive China Organizer，OSPO Group 联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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